一般来说，人在穷急时，才可能去偷钱财。奇怪的是，还有一种偷恰恰是富有时，那便是偷情。更奇怪的是，偷情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传统，从宫廷到民间，偷情一直是国人最关注的隐私，以至成为一种文化。不管性关系是否正常都要偷，发展到极致就是明着给都不要，偏要偷，以偷为乐，不偷不过瘾。
　　就像习惯偷东西吃的人，偷上瘾后，便觉得同样食物家里的不如偷来的好吃。古书《笑林广记》有则笑话很能说明这种偷情心理：一位老古董商，总想偷自己儿媳妇，好容易等到儿子外出，便于半夜钻到了儿媳妇床上。老古董商兴奋异常，一通狂欢过后，“儿媳妇”却破口大骂：“你这老不死的，连一件旧货都认不出来，还算是个搞古董的！”原来儿媳妇床上睡的是婆婆。这种偷情心理由来已久，中国文化始祖孔子就是偷情的结果；战国时楚怀王的王后南后就因与屈原偷情未遂，出于报复才离间怀王贬了屈原，终致　　屈原自尽楚国灭亡；中国第一个封建君主秦始皇也是其母与吕不韦偷情所生；武则天、慈禧也都是偷情的主儿。
至于民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文艺作品中的张生与崔莺莺及西门庆与潘金莲等偷情趣谈则不可胜数。这种偷情行为和心理，从宫廷到文人士大夫再到民间，极为普遍，成为传说和笑话讲述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地主女儿与长工的偷情故事；男主人和女仆之间的偷情故事等，也是各地民歌咏唱的主要内容，甚至发展到了夫妻生活之中。过去中国许多夫妻在外人面前羞于直呼其名，而代之以“当家的”、“屋里人”、“那口子”，或羞于当众相互说话，甚至不敢靠近一起行走，更不敢像西方人那样公然相互亲昵爱抚。这种心理和行为自然使他们在夜间和人后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偷情。偷情文化除创造出大量如孔子和秦始皇那样的私生子外，还培养了中国人极普遍的窥淫癖。古代大量有关偷情的民间传说、故事、笑话、民歌，还有文人创作的小说都可说是窥淫癖的语言表现，《笑林广记》有一大半是窥淫癖的产物，而《金瓶梅》则是整部的窥淫之作。
　　偷情文化常常被窥淫者们创造得美丽动人、扑朔迷离。然而在中国历代正统文化里，偷情却是一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属鸡鸣狗盗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位产生于偷情的私生子孔子最早主张“乐而不淫”，痛斥“郑声淫”的，正是孔子所开创的那种文化立下了“男女授受不亲”和“万恶淫为首”的国规。这些主张与偷情文化同时构成了另一种文化，且是中国最正宗的文化。这种主张无欲无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与有伤风化的偷情文化并存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之中，而且不分朝野，表面上显得有些荒谬、滑稽、不可思议，实则互为因果、相互依存，进而相得益彰。
　　如果人们要认真追溯偷情文化的历史根源，或者说要回答为什么偷情会成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可以说主张无欲无性的孔子文化正是偷情文化的真正根源，或者说正是私生子孔子一手将偷情搞成了一种中国文化。其原因在于孔子所代表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回避、甚至掩盖了人性的存在，而人性作为人类精神和肉体的一种基本的、综合的存在，并不会由于孔子的无视就不存在了，反而正是由于这种人为的压抑和遏制而存在得更加旺盛，并且会以某种恶性的、爆发性的方式表现出来。
　　偷情，就像一枝罂粟花，美丽而邪恶地开放在中国文化的旷野里。它的美丽来自人性的阳光和水分，它的邪恶来自赖以生长的土壤，来自一种文化。它用自己真实的存在和邪恶的美丽告诉人们，它需要一方健康的土壤和合理的养分，需要一种充分尊重人性的文化。